谨就笔者亲身所见所闻，并参阅有关资料，兹将傅作义先生抗战期间在河套地区的施政情况简介如下：
一
适应抗战需要组建动员委员会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一声炮响，揭开了我国全面抗战的序幕，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旗统一战线形成。在战争初期，由于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战路线，不到一个月，北平、天津、察哈尔相继沦陷。而后日寇分四种向西侵犯。西线进犯的日军占领大同后，继续向雁门关、平型关一路推进，企图乘势占领太原。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在商都和平绥前线阻击敌人，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后，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命令，率领三十五军，忍痛弃守绥远与包头，开进雁门关内防守太原。由于敌我实力相差悬殊，阎锡山又不协力支援，以致于同年11月8日失守太原，使傅作义的三十五军无气大伤，主力被击溃，撤军到中阳、离石一带休整。
随后在河曲驻防期间，共产党应傅作义先生的请求，由晋绥军区为他动员补充了3700多名士兵，使三十五军的元气恢复。共产党为了合作，还派出一大批延安“抗大”毕业的学生，其中有共产党员、有进步青年，例如梁秉钧、白阳、武践实、赵紫绶、马映光、李建生、杨建义等共有100多名，帮助傅作义的军政部门，开展政治工作和抗日动员工作。傅作义先生在南口、平型关、忻口、绥南等地抗击日寇侵略的战斗中，与共产党领导下的晋西北八路军，在一个战壕里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目睹晋西北八路军政治觉悟高，军事技术精，军民关系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彼此关系搞得较好。但是，这种合作关系，不久就被蒋介石给破坏了。
1938年冬天，国民党统帅部在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为了削弱阎锡山的势力，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指定在缓西设立副司令长官部，赋予他统一指挥所有驻绥部队和晋陕绥边区邓宝珊之部队的权力。傅作义盼望已久的离晋回绥愿望得以实现，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命，于1939年春天，未经阎锡山的同意命河曲三十五军的一0一师、独立二一一旅，炮二十五团和王雷的四二二团，经伊盟进驻河套五原，就任了八战区副司令长官。1940年春，长官部从五原移驻陕坝，绥远沦陷后流亡于榆林的绥远省政府亦于1939年迁驻陕坝，河套成了绥远省抗日力量的中心。
在傅作义未来河套之前，共产党曾加强对河套地区的抗日活动，先后从延安、北京、山西等地派来一大批干部，在河套成立了工委。在河曲时，共产党派到傅作义部队作政治工作的同志，随军一进五原县城，就在街尖表演了抗战歌剧《放下你的鞭子》和演唱其它救亡歌曲，展开了抗日救亡宣传，使五原人民耳目一新，鼓舞了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激情，潘纪文同志就是在当时做傅部军队证治工作的领导者，他的出色工作，给河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傅先生从河曲出发时，他坐汽车先去伊盟陶力民刀劳井，当时在陶力民做抗日工作的中共负责人曾欢迎傅先生一行。傅作义从陶力民出发，先到了临河。他身穿士兵服装，脚穿士兵棉鞋，腰系一条士兵皮带，以普通一兵出现于临河，临河民教馆的侯野峰（原名侯福荣），他是中共地下党员，曾去谒见过傅作义先生。傅在当时公众集会上声言：要团结抗战，共赴国难。傅得了人们热烈拥护。
傅作义在晋西北时，八路军组建的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民运工作搞得很出色：军爱民，民拥军，士气高昂，抗日情绪高涨，使他大开眼界。傅作义想利用河套米粮川这块地盘，在抗战建国大业上，搞出一个独具一格的政治局面。所以他来到河套后，为了积极地组织民众，增强抗战力量，就仿照“晋西北战地动员委员会”的体制样板，在河套成立了“绥远省·县·区·乡四级动员委员会”。以实施动员民众，组成军民合作的抗日大军，以期收复失地，刷新全国人民的视听。他的这一政治设想，适应了当时河套军事、政治的需要，在抗战时期，收到了支援抗战的预期效果。
傅作义进驻五原之前，中共河套工委就在临河组织了“抗日后援会”。当傅的部队进驻五原不久，中共河套工委就在临河以“抗日后援会”名义，发动各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号召支援抗日，掀起一次捐献运动。捐献起来的钱、粮、物，派临河小学校长刘进仁（中共党员）为人民代表，来五原慰劳了傅作义的部队。傅作义委托李居义接见，李向刘进仁征询组织动员委员会的意见。李和刘进仁洽谈结果，决定立即在五原西部的新公中地方，召开“抗战建国讨论会”（当时日本飞机天天轰炸五原，因此才决定在新公中召开）。从当时来说，傅部中比较开明进步的领导层人士是李居义，新公中“抗建会”就是由他负责。会议于1939年3月下旬召开。会议在准备工作由延安“抗大”和从山西随军来的青年筹备的。以公开共产党员身份会议的有潘纪文、鲁志浩、王一然等。没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有刘进仁、乔培新、王国华、高大羽、刘光明、刘一山、武践实等。从山西随军来的青年和部分军队政工人员参加了会议，傅部高级人士袁庆曾、李居义、曾厚载、张遐民、赵仲容、王明德、康保安等人也出席了会议，总共与会人员200多人。会义的中心议题是“抗战建国”，故命名为“抗战建国讨论会”。大会秘书长由于纯斋担任，协助主持大会的有中共党员潘纪文、曾志浩、王一然等。会场设在新公中土围子大伙房内，傅作义在大会开幕式上报告了当时抗日形势，他客观的分析了战局，指出敌我双方的情况时说：“在部队的武器装备方面，敌人虽占优势，但从战争的本质来说，日寇是侵略，我军是在进行反侵略；敌人是非正义的战争，我军是正义的战争。因此，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潘纪文同志也在大会上做了抗日时事发言，大意是：只有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国家民族才有希望，抗日胜利才有保障。他并且宣讲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出妥协必然亡国。大声疾呼反对分裂，反对投降。他的发言，意义深刻，大大地激发了人心，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使人永远难忘。会议最后决定筹组动员委员会。
四月开完“抗战建国讨论会”，五月间就在五原县旧城晋泰裕商号大院，召开了“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原定省动员委员会书记长由中共党员王一然同志们担任，会上突然变动为于纯斋。于去西安给傅作义招领青年时，曾路过延安，代表傅作义向共产党中央请求要过人。他是袁庆曾派系的，但当时还表现开明进步，所以取得了与会者的支持，拥护他出任动员会书记长。王一然同志被确定提任了临河县长。
动员会的体制分省、县、区、乡四级。各级动员会的组织机构和主要人员是：（一）、省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省主席、副司令长官傅作义兼；副主任委员由省民政厅长袁庆曾兼；书记长是于纯斋，主持动员会的日常工作；秘书长是霍令威。省会的最高机构是省动员委员会，委员由省级厅局长、长官部的政治主任和部队军、师长组成。委员会下设五个组：组织组，组长潘纪文（中共党员），主任武践实（中共党员），工作人员刘映元（中共党员）；宣传组，组长崔载之，主任杨格非，工作人员萧离、萧风；总务组，组长主任李秉全，后换成高秉仁；自卫武装组，组长、主任马明华，工作人员朱绍斌；社会、妇女组，组长、主任李特，（女，中共党员）；流动宣传队，队长（不祥），工作人员乔东君、黄河。省动员委员会共7、80人（包括勤杂），比省政府一个厅的编制要大。流动宣传队专门下乡走村串户，进行演戏、唱歌、宣传、募捐，以鼓动人民的抗日情绪。（二）县动员委员会：五原县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县长周念慈兼，书记是乔培新（中共党员），因他是包头人，傅作义后又调他任包头县游击县长。他走后，调来赵化南（子超）接任五原县动员会书记。赵也是共产党员，还任中共五原县委书记（当时是支部，不公开）。临河县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县长王一然兼，是中共党员，四0年换成王映荣，王一然被调。以后的书记是刘进仁，也是中共党员。安北县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县长乔学曾兼，书记是李新。（三）区动员委员会：五原县四个区，临河县四个区，安北县只有一个区（其余沦陷）。区委会的主任委员由区公署主任兼（后改称区长），有书记1人，主任干事2人，干事2人。五原第一区主任委员是白阳（中共党员），第二区是郭映宽，第三区是贾克让，第四区是刘一山（中共党员）。另外，五原还有中共地下党员马建华同志，在二区邬家地做屯垦军团长梁泮池的工作，后来把梁泮池发展成为共产党员；李牧同志也在二区做地方民运工作，他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临河县第一区主任委员是马映光（中共党员），从延安“抗大”来。第二是王国华（中共党员），他还是当时河套中共特委的宣传部长。第三区是黄剑拓（中共党员），后来去了延安。第四区是李萍（中共党员），李萍后来调走，由黄一民接替，黄也是中共党员。安北县第一区动员会的主任委员是马子诚，他又名彭达，也是中共党员。区动委会的书记、主任干事和干事中，也多有共产党员（人名不祥）。（四）乡动员委员会：五原、临河各16个乡，每区4个乡，安北县有4个乡。乡动员会设主任干事1人，助理干事1至2人。全河套36个乡动员会共70多名干部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乡动员会和乡公所是两套机构，共存并列。全河套三个县和兼动员会主任委员中，有一个是中共党员，九个区长兼动员主任委员中，有7个是中共党员。都是在组建动员会机构中进来的。这种情况，傅作义心里是明白的。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他的政治态度用一个“容”字。凡是热心抗战事业的人，他是兼收并容。在当时，他刚从晋西北摆脱阎锡山的樊笼，上来河套建基立业，正在用人之际，所以在当时，他还是有一点民主作风与进步思想的。
动员会的一些非共产干部，和共产党员在一起工作，在作风上受到了很大影响。他们学习共产党员的榜样，当区长的和当乡干事的，也是背上行李下乡，遇事和群众商量，用开会来解决问题。不打骂人，不贪污，不占老百姓的便宜，耐心和气地和群众打成一片，这种“延安作风”已马为当时动员会广大干部的信条，傅作义也在作这样的教导与要求，所以一时蔚然成风，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欢迎，赞誉动员会的干部有“八路作风”。凡是从延安来的干部，人们总是亲热的称为“老八路”，共产党的政治威望与影响在群众心目中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动员会成为共产党的阵地。当时为抗战培养了一大批组织人才，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有力地推进了抗日工作。
四级动员会的干部，一律由省动员委员会派，并给颁发傅作义署名的委托状，杜绝各级领导引用私人，都要经过考试，体现了任人唯贤。所有动员会的干部都穿草绿色军装，还带兰边或黄边符号，作为搞战地动员工作的标志。薪金不分职位高低，一律每月20元法币，以示官兵平等。夏天，大部分人还编织草鞋穿，生活很清苦。但是，为了艰苦抗战，人们都没有怨言，一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都在积极地开展抗日民运工作。我去陕坝新堂村开会，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有一个地主老财姓马的，是地方上有名气的豪绅，他欺我年岁小，瞧不起，咬文嚼字考我古文，我认不得，他就当着群众的面嘲笑奚落我。企图把我顶吓回去。那时我一腔热血，满怀壮志，在抗日激情的鼓舞下，没有被吓倒，坚持把会开完，宣传了“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的抗日号召。自从动员会成立起来，由于开会宣传多，河套有很多地主老财怕群众给他们提意见，怕群众和动员会的干部说他们不出粮、不出钱、不支援抗日，所以反感开会，说“后套遭了会灾啦”。那个姓马的地主，没有吓跑我，也怕群众说他不抗日，所以只好内心反抗不高兴，表面上却对动员会的干部退让三分。广大群众一听说开会，踊跃参加，他们很关心国家的兴亡命运，很愿意听听抗日时事宣传。
二
开展民运工作支前抗日
当时动员会的工作，主要是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把民众按年龄大小，体格强弱，男的组成自卫队、担架队、运输队；女的组救护伤员队、缝纫洗衣队；儿童组成儿童团。还举办民众夜校，出黑板报、墙报，演文明戏，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以多种形式宣传组织活动，使当时河套地区的广大农村，处处可以听到抗日救亡的歌声，到处可以看到青年男女和儿童，手拿红缨枪，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一派浓郁的抗日救亡气氛。除此而外，动员会还在城乡组织民众，进行“空室清野”的训练演习，对粮食与财产的埋藏、水井的填封、群众的疏散、伤病员的救护转运等工作，经常进行演习训练。当时抗战正在进行，这种训练演习非常重要，以后的事实可以证实。即使日寇侵入河套，也将使其淹没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动员会不但全力做好抗日民运工作，还根据傅作义的反指示，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以保障军需供给和人民的生活。傅作义从晋西北进驻河套建立起政权之后，根据山西阎锡山的作法，对河套家民首先实行了合理负担政策，减轻了贫苦农民交粮交税的比例负担。并安置敌占区逃来的难民垦殖，以扩大耕地面积，增加了生产。指导农民精耕细作，改良品种，通过农场示范，推广科学种田，以提高农业产量，在春播与秋收的大忙季节，禁止部队向地方征用耕地畜、车辆与劳力，以节省民力，推进生产。关于部队的军需吃粮，责成士兵自己去仓库背运，还调查派军队帮助农民收割庄稼，协助地方抢堵决口，以减轻水灾。1943年还用兵工开挖一条复兴渠，随后又筹建“四首闸”水利工程。所有这些措施，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傅作义从河曲进套以前，绥远省的大好河山除伊克昭盟和河套外，全被日寇侵占。1937年秋日军侵占包头后，退到河套的部队有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张励生的“晋察绥边区挺进军”和石玉山等杂牌部队。这些游杂队伍的军风纪极坏，使当时的河套地方兵荒马乱，人心不安，由于日本特务机关以及蒙奸德王和汉奸王英的鼓吹，散布“敌强我弱，不可战胜”的恐日谬论，使河套的大地主老财开始动摇。就连五原县长王兰友也是惶惶不安，带上县保卫团集结于县城西边的郝头圪堵，准备扔下老百姓不管，要自己武装逃难，造成五原地方秩序混乱。五原县的农商联合会会长唐兆铭和隆兴长镇镇长康三元，他们暗地联系日伪赶造户口册子，准备一旦日本打进河套，就开城迎降。临河县的大地主李干臣，也步五原唐兆铭的后尘，响应唐的降日活动，逼迫临河白佩华县长，召集绅商开会，以研究所谓“对策”为名，也想组织变相的汉奸组织“农商联合会”，准备日寇一来，就向“皇军”投降。他并且内定他的妹夫厍振华（时任临河商会秘书）为县长，准备日军打进来接收临河县政府。白县长在共产党人动员广大群众为后援的支持下，进行了反击，使李干臣的阴谋幻灭。当时骑六军兼骑七师师长门炳岳，已率军开来，进驻五原，就任了“绥西警备司令”松毙唐兆铭和康三元，才把这股降日的妖风镇压下去。紧接着，门炳岳司令派所部一个团，一举攻克大佘太，取得抗日胜利，振奋与安定了河套人心。
1940年1月间，日寇为实现其打通大西北的计划，突破乌不浪口子，侵占了五原。五原县大地主田全贵、王乐三、刘子俊、张全福等民族败类当了汉奸。他们组织伪县政府，为日寇拉夫、派差、要粮、挖战壕、修堡垒，扰害五原，城乡天昏地暗，民不聊生，侵入五原的日伪军共有三师之众，一个师驻在城内，两个师防在四乡，分布在新公中、邬家地，南牛犋、梅令庙等据点，四出奸淫虏掠，残害人民。
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在中共河套特委的协力支持下，亲自精心谋划，督率所部三十五军，及骑七师、警备旅等部队进行反攻，委派三十一师师长孙兰峰和警备旅旅长徐子珍为攻城总、副司令，九十三团团长安春山为突击队长，使用“掏心战术”内外夹攻，于同年3月20日一举攻克了五原。战果辉煌，名闻中外，新闻界誉之为“五原大捷”。
五原战役大捷，是军民合作的伟大胜利。以中共地下党员为主干的动员委员会积极地开展抗日民运工作，唤醒了人民大众的抗日觉悟，发挥了人民的威力。战役打响后，使敌人陷入了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出现了许多军民合作打日寇的光辉范例：如五原和胜乡金先生圪旦农民王大老虎、王二仁、金三等人在芦苇林中伏击敌人，打死溃逃日军十一名；五原城南的卜碾房农民柴桂生，被敌人抓去带路，他引进我军的伏击圈内，消灭了一部分蒙伪军；农民和宽鱼、樊兆瑞在卜尔汗庙的沙窝内，伏杀了好几个逃窜的敌人；五原平原乡农民卜根长和樊七，放火烧毁了日寇在乌拉壕架设的桥梁，阻滞了敌人增援对五原的进攻；还有农民刘大宽营救我军负伤的团长宋海潮，以及不怕危、自愿为我军引路的老人张三娃，就连小脚妇女陈三娘也主动地抬担架，运送伤员，支援了我军。五原战役的胜利，是与群众的支援分不开的。
五原战役大捷，也是国共合作抗日的伟大胜利。临河县长兼动员会主任委员王一然（中共党员），当日寇占领五原，侵入临河、陕坝、三盛公后，立即动员起一大批青年农民武装，委托马建华、范建中（均是共产党员）带队，由他亲自指挥，开驻到临河与磴口县交界的沙窝内隐蔽，袭扰敌人。不久，日寇为了缩短战线，固守五原，撤出了三盛公、陕坝和临河。王一然同志为了支援傅作义将军收复五原，动员各区乡动员会和县城各机关的干部，夜以继日地准备支前物资。并提前决开扬家河河口，引水退入乌加河，于打响五原战役的前几天，决开河堤，引汪洋大水阻击了日寇的增援与溃逃部队，聚歼了敌人。五原动员委员会书记赵化南（字子超），当时他的秘密身份是中共五原县委书记（当时是支部）。他与五原县三区和顺乡公所书记王致中（中共五原三区委员）合作，在该乡二楞圪旦村（现巴彦乡春光一队），动员一批爱国青年以李效贤、刘五、王润6人等支援马匹，用区、乡公所的枪支和手掷弹作武器，还有部分县警察参加，武装起来打游击。这支队伍与游击军三团团长李吉祥（兼五原县长）的步兵合在一起，编成骑、步两个支队，合称“五原县游击大队”，以李吉祥与赵化南为正副指挥，在五原阿善、史三河有关当局和邬家地一带袭击敌人。在1940年的正月初十日（公历2月17日），于12顷地与敌人遭遇，我游击健儿隐匿在汽路两侧的林内进行伏击，缴获敌从子弹20箱、驮运子弹的骆驼20峰，耕牛110头（是敌人动劫掠的），布匹2车，货车2辆，重创敌人，取得了胜利。经此一战，日伪蒙古军的劫掠骚扰，略有收敛，不敢肆无忌惮地出乡劫掠了。安北县的区长马子诚（中共党员），亦组织县保安团的战士组建济南队，在安北境内打游击，保护了人民。五原是大西北的屏障，傅作义指挥五原战役的胜利，使日寇从此无力西犯，奠定了河套地区的偏安局面，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止，河套人民得以安度五年多时光，再未受到日寇的侵扰。
三
傅作义政治态度的改变
国民党“中统”特务带着防共、反共、清除内部、迫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任务，于1940年7月间到达陕坝。当时，蒋介石反动集团对傅作义怀有猜疑，很不放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深知傅作义部队，经过守太原，攻绥南各战役损失很重，虽在晋西北整补了一个时期，装备仍很简陋。傅作义的部队在河套以劣势兵力，取得闻名中外的五原战役的辉煌胜利，这不能不使他们震惊！他们认为傅作义部在晋西北，显然是得到了共产党的帮助，如果不及时加以遏止，就要发生质变，将会成为未来的隐患。因此，他们把绥西河套看作是“粉红色”地区，决定要傅作义加强防共，要他清除内部。国民党中央首先改组了绥远省党部和建立了“调统室”特务机构。特务头目高荣、马汉三等一到陕坝，就分赴临河、五原、安北三县，普遍进行侦察活动，往返20余天。以后，即利用可能利用的对象，从各方面展开活动。
回顾傅作义自从1939年春天从河曲进驻河套后，在共产党人的全力帮助下，组建起为抗战服务的动员委员会，建立与巩固了省、县、区、乡四级政权，在军队上，加强了政治工作，充实了建制，增加了兵员，使士兵的士气大有提高，素质空前改观。这时期，他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因在晋西北二年来时间的共事交往，建立了一定的友谊，来到河套后，在感情上实行一个“容”字。但到1939年8、9月间，他的营垒中，顽固势力开始抬头，省党部的张庆恩活跃了起来，八月间在百川堡召开的第二次“抗战建国讨论会”，政治空气就变样了。这次会议，由顽固派袁庆曾与曾厚载掌握，会议上，酝酿要。“防止共产党活动”。不过，当时还不很明显。此时，省动员会组织组组潘纪言语不在，到了部队。在人事上，开始撤换共产党员和思想上左倾的进步人员，省动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员，已都换成袁庆曾派系的人了。临河三区（在陕坝）区长黄剑托（共产党员）走了后，调来了五原二区区长郭映宽，郭的遗缺，调王清接替了。临河一区区长马映光（共产党员）也被撤换了，调来侯峻耀接替。到1940年春天，临河县长王一然（共产党员）也被撤换下来，由王映荣接替。五原县一区区长白阳、四区区长刘一山（均是共产党员），亦均撤换成国民党的人了。其他单位凡是有共产党员担任领导职务的，也都撤换了。这时候，国民党又提出所谓“停止异党”党的反共叫嚣，所以，绥远当局也决定：凡是在傅作义所部军政界工作的人员，都得加入国民党或者“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且威胁谁不参加，就得退出所在工作单位。“三青团”这时候刚刚成立，乘动员会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之便，大肆吸收“团员”。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同志，经过上级组织的决定，为了保守阵地，继续开展工作，也都敷衍应付。此时，绥远省党部的书记长已换成“中统”大特务头子张庆恩，一向反共，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自他拉管了缓远省党部后，特务恐怖活动猖獗于河套地区的各个角落。从此，河套地区黑暗代替了光明。
1940年的5月间，国家党特务在河套的白色恐怖法活动更加猖狂，河套的政治气候非常险恶。傅作义8月间从重庆参加蒋介石为他收复五原战役的授勋大会回来后，就开始清除共产党在河套地区的党员。他先把从前由延安请来的同志和曾给他开过名单的同志“礼送”回延安，接着又把明显的与自报的共产党员送走，先后送了三批。随后又派人警告，要共产党员一律离开他的地盘。同年9月间的1天，在陕坝杨三秃（作舟）的戏园子里，召开各机关全体公务人员会议，傅作义在大会上宣布说：“凡是共产党人就应当声明，保证送回延安；如不声明，以后我就不负责了”等语。言外之是是，以后他就不客所了。
当时，中共党员同志明知道他讲的所谓“保证送回延安”的话不可信，是耍的圈套，所以谁也没有上他的当。果然不久，白色恐怖开始了。陕坝的特务和宪兵，先在白茨圪卜扣捕了马汝才，在陕坝扣捕了李佩蘅，10月间又逮捕了王国华等5人。省动员的书记长于纯斋，去临河县动员会发表讲话时，污蔑共产党人是挖他们的墙角的人。讲完话，就把刘光明、高大羽二同志带到陕坝，送交特务机关审讯去了。1941年1月，要扣捕安北的马志诚，马知消息后，乘机逃走。接着，临河县动员会书记刘进仁也被捕了。到年末，河套9个区长没有共产党的人了。在发北还扣捕了3个乡动员会干事，在五原也逮捕了5、6个人。又由于陈元甫等人变节叛党，把党的文件与名单送给了特务机关，使大批农民被捕遭殃，五原农村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全被破坏，刘宝公中有个范三才也被扣捕，县城有一个开车行的同志亦被捕。河套特委书记郭北宸同志，于同年冬天，在临河巴拉亥被捕，于1943年在陕坝西刘七柜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乔仲浩同志听到郭北宸同志牺牲的消息，悲愤不能自已，含恨自杀了。
在郭北宸同志被捕之前，特务们先到临河县城南的羊倌圪旦，搜捕了几十名进步农民。郭北宸同志被捕后，在巴拉亥村子里大肆搜查，获得了一些有关材料，这就是国家党特务们所说的“巴拉亥事件”，这些材料整理后，特务们送给重庆“中统”了。1941年4、5月间，傅作义在陕坝西芦草圪卜成立了“战青团”，实际上就是集中营。第一批被送进去的有40多人，其中也有国民党的涉嫌人员。凡是有一点嫌疑的人，哪怕是被侦知看过一本进步书刊的人，都会被带上“红帽子”遭到扣捕。例如陕坝国立绥中的进步学生就被扣捕过多人。共产党员高大羽同志被于纯斋送到军法处后，1942年死在监狱。1941年9月间，特务们对动会人员普遍进行了“整肃”，先后有200多人因涉嫌思想左倾问题，被送到“战青团”，其中有30多人被送到兰州“西训团”，随后又送一西安胡宗南的集中营，使动员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从此，进步书籍和抗战救亡歌曲，再也看不见听不到了，甚至连“抗战到底”的标语也没有了。总的说来，1940年以前，傅作义还有一些民主思想与进步作风，河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尚能维持，自他从重庆回来，特别是皖南事变以后，傅作义的政治态度一反从前。开始清除共产党员，河套人民开始走向黑暗的深渊。
四
改革旧体制实行新县制
五原战役胜利，奠定了河套地区的偏安局面。经过2年时间，河套地区的社会安定了，生产发展了，教育事业兴盛了，军事力量也壮大了。傅作义为了抗日和“防共”的需要大力储备和进一步发展力量，以应付未来的变化。当时全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已开始推行新县制，而河套的各级动员会，遭到国民党特务“整肃”以后，机构已经瘫痪，参加进来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由于环境日趋恶化，大都先后转移星散，所以行政效能已远非当日的面貌，已适应不了战时新形势的需要。傅作义有鉴于此，乃于1942年6月间，撤销了动员会，开始实行新县制。为了试点找经验，在当年的3月间，民政厅会同省动员会由杨炳彩带队，选派10余名工作人员，其中有笔者，去临河县第三区的太昭乡（乌兰淖尔），搞了1个多月的试点工作，为傅作义在八岱训练新县制干部准备了资料。
河套在未实行新县制之前，只有临河、五原、安北两个半县。安北设治局共辖两个区，第一区大余太已经沦陷，仅第二区扒子补隆在国民党统治范围。当时，临河县共辖四个区，第一区公所设在县城西郊，所属各乡的乡名，首冠以“永”字；第二区公所设在祥泰魁（百川堡），所属乡名首冠以“庆”字；第三区公所设在陕坝（太安镇），所属乡名首冠以“太”字；第四区公所设在杨柜，所属乡名首冠为“平”字。五原县也是四个区，第一区公所在县城西门外郝头圪堵，所属5个乡、一个镇，乡名首冠以“中”字，即中诚乡（三柜圪旦）、中恕乡（巴总地）、中盛乡（义长圪堵）、中元乡（赵大人地）、中兴乡（黄脑楼），还有隆兴长镇。第二区公所设在五原正西70里地的四道堰子，所属4个乡，乡名首冠以“正”字，即正风乡（蛮克素）正礼乡（和合元）、正心乡（阿善村）、正大乡（邬家地）。第三区公所设在五原西北九十里地的四柜圪旦，所属4个乡，乡名首冠以“和”字，即和瑞乡（化家圪堵）、和顺乡（二楞圪旦）、和悦乡（陈旺圪旦）、和利乡（同义隆）。第四区公所设在五原东北七十里地的乌镇，所属四个乡，乡名首冠以“平”字，即平原乡（乌兰脑包）、平善乡（同兴泉）、平安乡（梅令庙）、平乐乡（西圪卜）。安北设治局所辖两个区，第一区大佘太被日军占据，第二区公所设在扒子补隆，所属4个乡，乡名首冠“太”字，好太平乡（东海参）、太安乡（黑泥池）、太有乡（东大壕）、太余乡（南圪堵）。如此，临河县是按永、庆、太、平，五原县是按中、正、和、平，安北设治局是按大佘太取命乡名。每个字4个乡，抗战初期至实行新县制时的1942年，全河套共有44个乡，其中安北的“大”安乡和“佘”字乡共8个乡是沦陷区。
新县制之前的县、区、乡机构人员编制大体是，县政府：县长1人，秘书1人，下设民、财、建、教（也称1、2、3、4）4个科，每科设科长1人，科员与办事员共2、3人，另设警察局与司法处，司法处附设看守所。区公所：区公所在抗战开始，更名称为区公署，设区长1人，助理员3人，区警4、5人。乡公所：设乡长1人，乡附1人，书记1人，乡警3、4人。乡以下为闾、邻，一般是十几户到20户为一邻，有邻长、五邻为1闾，有闾长，五闾为1村，有村长。后来村改称乡，一个乡有7、8个闾。到后来人口增加，一个乡有10个闾的。
在抗战初期，县、区、乡机构没有什么兴利除弊的设施。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前提下，主要以支应和征派军事差徭为主。县政府是全县的支差局，区、乡公所是个摊派所。那时候，大军云集，要军粮、要马料、要军草、要军鞋、要皮毛、要担架、要民夫、要壮丁、要军马、要车辆等有“十要”的繁重差徭，这是县区乡经常性的工作。做好这些工作，就旯县长、好区长、好乡长。乡公所的办公室和伙房里，催要差徭的军队官兵经常不断，熙熙攘攘，应接不暇。当官的来了给吃肉面、烙油饼、炒鸡蛋；当兵的来了，也得给吃猪肉烩菜焖米饭。要殷勤招待，不敢怠慢，既谈公事，也还得拉拢人情。不然应酬不好一翻脸，就惹乱子。要差有人一发脾气，拍桌子，瞪眼睛，甚至“马棒”加身。所以，那时候公所的乡长、书记（现要称秘书）实在不好当。
新县制的实行，从体制上说，是增加了县，裁撤了区，划大乡为小乡，废闾邻，设保甲，加强了统治。新增了三个县：米仓、狼山、晏江。这3个县初称“设治局”，经过完成保甲整编、道路建设、建立学校等过渡实施后，绥远省政府于1943年报准国民政府升级为县。3个县的县名有来由：“米仓”二字是纪念开挖杨家河的河曲人杨米仓与杨满仓弟兄俩的功劳；“晏江”二字是纪念五原战役阵亡的屯垦军团长贾晏如和三十五军营长赵寿江；“狼山”二字是因为县城北靠狼山而命名。米仓县管辖的区域，是原临河三区的一部和整个四区。狼山县的范围是原临河三区的北部和整个二区。晏江县的领域是，原五原二区的正大乡和整个三区。临河县只剩下黄济渠以东和二区庆乐乡以南地区，原来的一个县划成3个县。五原县剩下1区、4区和2区的3个乡。东邻安北的几个乡划给了安北。五原一个县划成了两个县。新设治的三个县政府所在地是：米仓在三道桥；狼山在永安堡；晏江在塔尔湖。
兹将实行新县制后，河套各县所属乡镇列后：
（一）米仓县19年乡镇，有：平理、平成、平和、平化、平章、平教、平治、平定、平西、平政、平顺、新理、新成、新乐、新中、新和、新化、新教。县政府所在地是新隆镇（原名三道桥）。
（二）临河县也是19个乡镇。永嘉乡，乡公所在刘镇圪旦；永福乡在郝计渠北；永昌乡，乡址不详；永灵乡，乡公所在张头圪旦，后与永嘉乡合并；永新乡在红鞋店；太武乡，在黄羊木头；太昭乡，在乌兰淖尔；太成乡，在陕坝园子渠口；太平乡，在陕坝北的新堂；永康乡，在丹达木头；还有大章乡、永和乡、永泰乡、永刚乡、永盛乡、永宁乡、太乐乡、庆远乡、永济镇（县城）。
（三）狼山县共有17个乡镇。即庆福、庆乐、庆鲁、庆隆、庆荣、庆有、庆余、庆裕、太华、太和、太宁、太仁、太丰、太麓、太熙、奋斗等乡，县城设永安堡改称永安镇。
（四）晏江县共13个乡。正大乡公所在邬家地，正义乡所在熊万库，正泰乡公所在场汗淖尔，正新乡公所在塔尔湾，和瑞乡在化家圪堵，和顺乡在水道特拉，和定乡在会圪卜，和中乡在新公中，和悦乡在陈旺圪旦，和协乡在协成大庙，和利乡在同义隆，和乐乡在东乌的，绳武乡在北移民村，这个乡是为纪念段绳武举办移民开发边地有贡献而设置的。1947年以后合并了6个乡：正泰、正新合并于正义乡；绳武乡与和瑞乡合并；和中乡合并于和悦乡；和定乡合并于和顺、和协两乡；和尔乡与和利乡合并。到1949年解放时剩下了7个乡。
（五）五原县共15个乡镇。中兴乡乡公所在黄脑楼，中恕在银瑞桥，中元乡在喜娃圪卜，中盛乡在义长圪堵，中诚乡在三柜圪旦，中允乡乡在四份了，正心乡在韩家梁，正礼乡在黄合元，正风乡在张三柜，平太乡在王巴子圪旦，平原乡在乌镇，平乐乡在杜保圪旦，平安乡在梅令庙，平善乡在同心泉，隆镇在隆兴长，是县政府所在地，镇长公所在西街。
（六）安北县共9个乡镇。大礼乡乡公所在大胜圪旦，大正乡乡公所在扒子补隆南边的九号地，大余乡在芦官壕，太吉乡在邓存店，太有乡在武满仓圪旦，太兴乡在西小召，太安乡在黑泥池，太富乡在宠三圪堵，新安镇在扒子补隆，是县政府所在地。
（七）陕坝市。自抗战军兴以来，陕坝成了绥远省的临时省会，是当时绥远半壁河山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中心。到1942年实行新县制的时候，陕坝由于人口激增，商业日趋繁荣，成为河套地区最大的水旱码头。由于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在此设立，在当时，陕坝已成为张家口、归化城、包头与多伦名的重镇。人们当时形容陕坟繁荣的景象时，有一段顺口流：“东口（张家口）至西口（归化城），喇嘛庙（多伦）到包头，也不如陕坝的园子渠头”。陕坝园子渠口在当时是商船云集，可与包头相比。陕坝原来是临河县第三区太安镇，新县制实行，升级成陕坝市，成立了市政筹备处。
综上所述六县一市，实行新县制后，共编制区划成86个乡镇，比未实行新县制之前的36个乡镇相比，增加紧了53个，增加一倍多。乡的面积缩小了，乡公所在人员增加了，乡长的权力扩大了，加强了统治。
为了贯彻新县制的政令，各县乡的行政机构都有所强化。每县设县长1人，秘密1人，下设民政科、财政科、建设科、教育科、会计室、警察局、国民兵团、田粮处、水利局、税务局、司法处，民教馆及银行，以后撤消了田粮处与国民兵团，增设协理县政（后改为副县长），成立了田粮科、军事科，又增设了合作指导室。各乡设有乡长1人，副乡长1人，民政、经济、户籍、警卫等干事各1人。文教工作由乡中心小学校长兼理。还有粮食保管员，推定大户承管粮食保管工作。各保有保长1人，副保长1人，另设专管兵政的保队副，专管粮政的保干事，还有保警1人。
新县制的县乡干部，都是经过绥远省干部训练团培训出来的。人员来自四个方面：一是绥远省动员委员会省、县、区、乡四级全体干部；二是省、县、区、乡四级政府选送的行政工作人员；三是军队中的下级军官及政工人员；四是由地方推荐的具有高小文化水平的优秀青年，总共400多人。这些干部从“绥干团”培训出来后，由省政府直接分配到县，不允许县长引用私人，基本上做到了任人唯贤。傅作义励精图治，为党政军团各级干部，制定了《干部条件》与《干部戒条》印成手册，在“绥干团”由他亲自讲解训导，要求全体干部严格遵行不得违犯。干部训练结业时，手册发给每人一本作为座右铭用以身体力行。《条件》与《戒条》记录于次：
（一）干部条件。要做到“四为”与“四要”。“四为”是为整体、为将来、为工作、为成功。“四要”是：要有整体观念、要有一定是非、要有互相合作思想、要有三责任心。
（二）干部戒条。共有十二条：1、绝不烟赌赃；2、绝不说泄汽话；3、绝不明无意见退有后言；4、绝不划小圈子站小立场；5、绝不耍民眼、猜心眼、斗心眼；6、绝不接受群众的馈赠；7、绝不文过饰非拒绝批评；8、绝不自己敷衍忌妒他人；9、绝不挟嫌报复打击他人；10、绝不瞒上欺下弄权欺世；11、绝不投机取巧假公济私；12、绝不颠倒是非诽谤他人。
傅作义所制定的《干部条件》与《干部戒条》，一再谆谆教导所有干部遵行，违犯者严惩不贷。大多数干部在后来的实践中，都能遵行，做到人尽其才，胜任其职。傅作义要求干部做的，他自己也躬行实践。他很平易进人，没有一点官气。自己的生活很朴素：身上穿着士兵服装，脚上穿着士兵布鞋，头上戴得士兵军帽，腰里扎得士兵皮带，看不出一点官架子。1942年我在八岱绥干团第五期受训时，我亲见傅作义和学员吃的是一样的伙食：也是馒头和一碗“奋斗菜” （山药、粉条烩白菜），每星期改善一次伙食，他也深入到学员队伍，和学员们一块儿吃饭。这种官兵一体的优良作风，那时修在国民党的军政界高层人士中很少见。
五
实行联保连坐的保甲制度
傅作义在河套实行新县制，推行了他所倡导的管、教、养、卫四位一体的联保连坐保甲制度。这“管、教、养、卫”指的什么呢？他在四二年绥干团第五期训练干部作精神讲话时指出：就是“清户口、立机关、定地价、修道路、垦荒地、设学校”。他并且阐述：“完成了这些工作，把它做好了，就是在训政时期完成宪政时期的工作了”。笔者是绥干团第四期（1941年秋）和第五期（1942年春）连续两期的学员，聆听过傅作义的讲话，迄今记忆犹新。
实行新县制后，划大乡为小乡，每乡4至6个保，每保5至7个甲，一甲有十几户到20户，大体上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甲。首先是调查登记户口，发放门牌。在北基础上，各保各甲实行“联保连坐”法办理登记。凡是保甲以内18岁以上的成年人，都在所属保甲以内“联保连坐”起来，一家有事，其他联保各户都有连带责任，真成“一家有事，四邻不安”了。凡是入了“联保”的户，都在一张说明表上签名盖章，然后送交乡公所备案存查。这经一来，当时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抗战时期，年青的人当壮丁年岁大一点的人走民工，各户所负担的军粮、田赋、捐税等摊派，都必须按规定的时限与摊派的数额交清。一户交不清，联保各户都有责任垫交。贫苦人家被迫无耐时，只有逃跑一条路。但是在联保连坐的保甲制度下，又怕连累别人，又怕保甲长封门闭户，会殃及妻子儿女。地主老财不怕这个制度，他们与乡保人员的拉拢、有面子、能照应，即使给摊派一点负担，拖拖拉拉地应付应付就过去了。这样，“联保连坐”法实行以来，河套农村的面貌是：富人愈富，穷人越穷，阶级矛盾十分尖锐。逼迫得穷人没办法，只好“上梁山”到敌占区的杂牌队伍里当土匪，名义上抗日战争，实际上扰民。
傅作义为了强化他的统治，从1942年实行新县制开始，不但是、乡干部要从绥干团培训，就连保长也分批去绥干团受训。后来，甲长也由各县轮训，将傅作义的政治设想和经济措施，由上而下地一直贯彻到基层。陕坝奋斗日报社每月一册《贯彻》，分发到县、乡、保作为学习与指导工作的材料。这个“联保连坐”制度，使穷人立了卖身契，把人捆绑得动弹不得。河套老面姓对“联保连坐”法的实行有个评论：“联保连坐连环套，折腾的百姓受不了，短下的军粮打不清，一条麻绳捆的紧”。又说：“保甲方长进了村，鸡鸣狗叫不安宁，抓去欠粮人，法办不容情”。这就是傅作 义推行联保连坐带给人民的恶果。
六
训练国民兵拿上绳子抓壮丁
1942年实行新县制后，傅作义为了取得抗战胜利的需要，给各县乡下达的首要的任务是：一是兵政、二是粮政。他曾在绥干团勉励受训的县、乡干部说：“你们做好这两项工作，乡干事可以升乡长，乡长可以升县长”。1943年陕坝召开三级行政干部大会上，傅作义履践了他的诺言：提升做出成绩的临河县太平乡乡长张玉璞任安北县县长；提升临河县蛮会乡乡长张亨信任晏江县县；1944年提升晏江县和利乡乡长薛佩印任五原县县长（原五原县县长由竹生调升水利局副局长）；提升米仓县某乡长傅观澜任陶力民办事处处长。这样一来，大大鼓舞了县、乡干部做好兵粮工作的积极性，以便顺着这一条捷径向上升。
县乡干部把做好兵粮二政工作作为进身的法宝，于是提上棍子要军粮，拿上绳子扑壮丁。为了争取成绩，不和段地吊拷比追，花样百出。用吊打办法催要军粮，在农民无粮可交的情况下，而“打了打，吊了吊，临完逼着开空票”。
新县制的县、乡政权建立起来后，各乡公所干部首先是发门牌，记户口，把18岁至45岁的适龄壮丁，以年龄为序，登记排队，分批送到绥远省保安司令部所领导的第一管训区（在临河）和第二管训区（在五原）受训，称为“国民兵训练”。处集训的壮丁都是贫苦人家的子弟，而大户人家的子弟因为钱能通神，有的干部得到贿赂，放纵壮丁逃走；有的在杂牌队伍里领个符号，顶个名字，当个冒牌兵，假充入伍。事后，再回家里。富户人家可以养儿不当兵，种地不纳粮。当时河套大军云集，交通要道和河渠渡口都设关卡，南自黄河北至山，东至西山咀，西互头道桥，里里外外封锁的严严实实，使贫苦人家的子弟逃无路，避无门，都被绳捆棒打送了国民兵。
国民兵在集训期间，管训区的部队长还要在国民兵身上捞油水、敲竹杠。他们有的是让壮丁捎种土地；有的是让壮丁为自己跑行商，贩运鸦片；有的甚至卖放壮丁，大发“壮丁财”。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八年抗战胜利。傅作义一声令下，将一至七期的国民兵完全征集入伍，统率东进。名义上是向日本接收地盘，实际上是上了蒋介石的“反共” 贼船，大打内战。河套当时时征兵抓丁之惨，空前未有，历史罕见。先是征，后是抓，年岁不分大小，弟兄不问几人，只要是男人，都被抓去当兵。当时，父子同时入伍者有；祖孙同时入伍者有；弟兄不问几人同时入伍者有。有的壮丁是独子，抛下老母参军，有时刚刚结婚，撇下妖妻当兵，留下新婚的年青女人如怨如泣地哭唱，唱的是：“提回个尿盘子顶住个门，放下一对枕头少一个人。你上前线去打仗，叫我在家怎放心！”边哭边唱，以舒解心灵上的苦痛。
1945年抗日胜利后征兵时，笔者是晏江县和定乡的乡长，根据张亨信县长的布置：县政府派督征员驻乡，规定全县统一的征召时间，集中县里来的警察和乡、保人员一齐于半夜出动，包围村庄，挨护搜查，乘人熟睡，突然袭击，从被窝内抓人。壮丁被抓以后，家属跑到乡公所和县政府，父母妻子，拉拉扯扯，哭哭啼啼，不忍分离。有的哭诉妻子死了，留孤儿无人抚养；有的哭诉儿子被抓走，家中只剩老母亲一人，没有养活；的有是七八十岁的老母亲，哭诉一个独生子被抓了兵，苦苦哀求给她留下儿子，一片哀嚎哭丧着脸叫声，见者无人不落泪酸心！
抓兵的结果，造成很多家庭妻离子散，生离死别。从1945年到1949年，河套地区年年都要征兵，使河套所有的青壮年全被抓走，留下的只是孤儿寡母，老弱残废。在河套抓到的壮丁，一入兵营就被送到张家口或平津参加内战。接收壮丁的部队押送壮丁时，为了防止逃跑，用杀一儆百的血腥手段，砍一斧，震百枝。当壮丁被解送到乌拉特前旗过了西山咀的荒野滩里，在装壮丁面前枪毙一两个，宣布被枪毙者的罪名是“潜逃未遂”，以吓唬准备要逃跑的新兵有所警惕，不敢逃跑。但这也阻止不住壮丁逃跑，一有机会，就所铤而走险，不顾死活的往回跑。因为他们都是贫苦良民，一来不愿意打内战当炮灰；二来受不了国民党军官的虐待；三来挂念家中的父母妻儿缺吃少穿。
缉捕逃兵也使人痛心。绥远省政府为了防止壮丁逃跑，颁发了征治逃兵办法。规定跑一个向原地要两个，捉不住本人，就把逃兵的父母关押起来逼迫。有的甚至毒打吊拷，直到逃兵本人不忍心父母连累受罪，发了孝心露面，被迫归队。但返营后，轻者被非刑拷打，重者立地枪毙。如果实在抓不到本人，就勒令逃兵家属雇人顶兵荒马乱。那时候，地主老财的子弟，可以利用关系：有的在机关里花钱讨取个证明；有的在杂牌队伍里花钱补个空名，就能冒名顶替不当兵。一般没有门路的贫苦百姓的子弟全被抓走，所以雇兵又没个雇处。有的地方即便宜雇到，也是杂牌队伍里下来的兵痞，有的是当过土匪“刮野鬼”的人。这些人卖身受雇。如此，雇了再雇，反复压榨，使出兵户倾家荡产。就以笔者来说，有两个亲兄弟，当时年仅16、17七岁，按说不够役令。但地方保甲长说我弟兄多应出一个兵。我花二十石糜子幸免傅作义的兵政之害，贫苦人家的命运更可想而知了。
当时征兵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兵抓起，给部队交兵更为头疼。验收新兵的部队大员，一天不验收，就得自己看管，否则壮丁逃跑了，还的补抓，补抓就更为麻烦了。晏江县和定乡有个乡干事对交送新兵很的办法，大小便时还跟上人。他和接兵大员拉拉关系，请客送礼，恳切请求接兵大员高抬贵手，少打麻烦。这个接兵的军官得到了好处，交接时很顺利。如果不这样事先安排的话，接兵大员就处处刁难：说壮丁生理的缺陷了；体格有毛病了；年龄大、小了等等。每个壮丁都希望自己验不上。一旦侥幸没验上，欢喜极了。接兵大员一宣布验收合格的，脸色一下子变得仓白，愁眉苦脸地低垂着头，旁边跟来送兵的家属唉声叹气，流下了眼泪。
傅作义在抗战时期最早的两次征后（1939年与1942年），那是为了打日本，是应该的，人民也能接受。但到抗战胜利后四五年到四八年的五次征兵，完全是执行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为了打内战而征的。这一次人征兵把河套老百姓再度推进了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随即总动员征召一至七期国民兵入伍时，把河套所有的青壮年一鞭子赶了净光，人民之苦、之惨骇人听闻。国民兵入伍时正值秋收季节，造成“稻谷脱粒撒满地，山药、萝卜冻在地，满地庄稼没人收，家家户户泪如雨”。征兵以后，河套人民为了倾诉憋在他们心头的怨愤，编唱出十二首民歌。这几首歌是当时征兵情景的真实写照，唱出了农民的痛苦。歌词是：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正，后套抓壮丁真惨心；
地主老财钱买丁，穷苦子弟抓为踪；
乡长保长和乡警，凶神恶煞转周村；
壮丁不分老和少，一根麻绳子送了兵。
儿子不在老子顶，剃了胡子去当兵；
妻离子散没人问，村村户户放悲声。
年已五十要充军，剃了胡子当了兵；
十五岁儿童当壮丁，又征骡马去上阵。
三石糜子两丈布，媳妇交给“保队附”；
老汉进了公路处，老伴开了豆芽铺（给部队生豆芽），
儿子当兵父母送，哭声送到隆兴镇（即五原县城）；
县政府官员不容情，棒打足踢赶出城。
壮丁想家当逃兵，老子在家不安生；
吊的吊来捆的捆，死去又拿凉水喷。
后套壮丁抓了个净，地里的庄稼没有种；
老弱妇孺难度命，出门提起个讨吃棍。
七期壮丁抓了个苦，村里留下活寡妇；
闺女媳妇家家有，乡长干事轮流住。
房漏偏遇连阴雨，世道何日得安宁。
后套本是蒙旗地，长官就是傅作义；
查门牌来把户口记，征兵要粮种不成地。
保长乡长进了院，四处搜索看了个遍；
要粮抓兵灰折腾，闹得穷人不安宁。
七
解决民生问题进行地籍整理
1943年，绥远省政府在实施“三民主义”的经济纲领，“平均地权”的口号声中，在陕坝成立了“绥远省地政局”，局长为周北峰。他在陕坝召开的三级行政干部子女会议上讲到土地整理工作时说“关于土地问题，共产品党是铲高垫低，我们的办法是不铲高而垫低。殊途同归……”。地政局随即在河套出动了三十多付平板仪器，开始了土地整理工作用，进行测量，先从临河、狼两县开始，向晏江、五原、安北三县进展。
关于土地整理的原则，按地政局规定：（一）凡过去从垦务第五分局（设五原）和垦务第六分局（设临河）挂领出来的土地，按土地执照上（即地契）所载明的土地亩数，给予保留。这次清丈余出来的土地即归公有。这是因为：老实过去向垦务局所挂领的土地，一般都是目测指拨，因为当时土地面积很广，人烟稀少，所以执照上的土地数目一般少于实际亩数的几倍到十几倍。（二）这次整理土地，对丈后余出来的土地，按“计价留地”办法处理。就是在挂领的土地数目以内，按当时地价，交了多少线，给留多少地。没交款的土地和余出来的土地，则全部收归公有。（三）清余土地在10顷以上的整段土地归省办合作农场经营；十顷以下的零段土地，则卖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经过这次清丈不早不晚以后，余出来的大段土地，分别交由省办的“绥远合作农场”、“西圪卜合作农场”、“和悦合作农场”、“青年农场”、“奋斗农场”、“ 大召农场”、“米仓合作代营处”等七个农场经营。但这些农场不是自己招雇农工垦殖，而大多是租给农民垦种，农场收短，农民佃耕。农场所收租额并不少于原来地主所收租额。佃农换了一个婆婆，过去给地主交租，现在是给农场主交租。农场主及农场收租人，向佃农征收应交租额之外，还要额外勒索，农民还得温顺贿奉，不然就遭借故夺田无故断耕。
对于余出恶报10顷以下小段土地，并没有卖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些土地的出处是：部分是地主们用自己的劣地换成好地；部分是让地主、军官、商人、政客捷足先登抢先买走了。而真正无地少地的农同，还是望洋兴叹，沾不上土地的边，照旧无地可耕。所谓“平均地权”以“解决民生的问题”的设想，成为空话。“实行民生主义”的口号，只是官场文章，在河套喊了几年，并没有实现，使河套人民大失所望。
这次整理土地，不但没有无地少地的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相反，使土地益发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新出现了更多的中小地主剥削者。如五原县平太乡的一个乡长，走马上任时间不长，就买了几顷土地，出租剥削农民。安北县有个“梁团长圪旦”，这个梁团长就是在这次土地整理中挂买了土地，以他的名字命名了村名。同时，各县所规划的街基地，都被有钱有势的头面人物抢挂一空，一般平民百姓望尘莫及。知道了也早没了。
这次整理土地的官员，利用他们手中的职权，假公济私，捞到了不少油水，人人袋里有钱。不管走到哪里，地户们必得殷勤招待，稍有失礼怠慢，地户们就会吃亏。实践证明，在国民党统治河套期间，就连傅作义这样一个在国民党营垒中较有作为的人物，实施“平均地权”者，也只是空喊口号而已！傅作义在抗战时期治理下的河套平原，经过这次地籍整理，原先他所设想的“不铲高而垫低”的解决民生问题的抱负落了空。而是低的没有垫，高的更高了。造成高的越高，低的越低，凹（洼）成了圪卜，农民的土地问题更加严重。
八
苛政猛如虎河套没有干净土
抗战期间傅作义治理河套的政绩，人民对之有个评论：一说“后套有三害：抓兵、要粮、高利贷”；二说“穷人头上有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丈青害人受不了”。当时河套总共不过30万人民，供养着十几万抗日大军，在“一切为了抗日”的前提下，广大人民的差徭负担空前浩繁，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当时主要的差徭有：采购军骡军马，征派民夫担架，军粮、军草和运输车需的车辆等。地主老财们的面子，耍人情，乡保甲长不敢惹，派时少派，要时少有或不要。于是一切差徭负担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全部落在了中小户身上。有句民谚说：“老财啃不动，穷户要不上，二皮脸脸（中等户）刚赶上”。
催要差徭的县乡警察和部队官兵，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走进谁家，吃在谁家。杂牌队伍的催征官兵，一进户家院，开库房，挖粮窖，遇上好东西随便拿，人们不敢得罪。骑马的催征人员，每日喂马科3升多（10斤左右）。要是一户一人家来上三四个骑马催征员，仅马料一项一天就喂一斗多，这是那时司空见惯的现象。户家如果没有肉面支应，还要挨打受骂，责你“不支援抗战”。如“绥远自卫军”是一支游杂部队，1940年冬天去五原三区同义隆催要军粮军草的一个军官，他的生活知件是：“人吃饺子是马吃料，没有闺女媳妇不睡觉”。民户一时支应不周，或者对分配的负担交不齐，立时马棒加身，他的原则是：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人不识好歹！民户虽然挨了马棒，还是央告说好话，请求息怒，并向邻居借上肉面，执待应酬，才能达关。当时在蒋介石“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战时总动员指令下，向人民要粮、要草、要夫、要兵、要车、要马，要慰劳品的，名目繁多，而且层层加码，真如骨头里熬油一般，折腾得河套民穷财尽，百业萧条，人民不堪其苦！八年抗战，河套人民历尽艰险，虽然精疲力竭，但为了抵抗日寇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对一切苦难也只有忍受苦度了。
除了上述乱杂摊派外，那时河套还有两股灾害：一是水灾，二是丈青灾。过去河套的渠道，每年亦进行岁修工程和新修工程，春天挖渠征派民工，口粮自带，工具自拿，每天在渠巡的监督指使下，做工12、13个小时以上。打坝、捞口等艰巨工程，都是在冰冷透骨的水下进行。渠工完成，放水浇青。而地主老财，不挖渠、先浇水。干渠的经理和支渠委员都由大户担任，握有水权，所以他们相互照应。大户老财们浇的不浇了，才能轮到中、小户浇水。有些蛮横不讲理的老财，更是浇完青苗泡伏水，中小户的青苗旱得快干死了，还不能浇水。跑渠的渠巡是大户豢养下的走卒警犬，他们看大户的眼色行事。有些小户为了浇水和大户争吵几句，就会闯下大祸，不但青苗保不住，大户到晚上打发渠巡在小户住房附近的渠背上放开口子，将小户的房子和庄禾淹没。这种事件，时有所闻。所以过去河套是“穷人挖渠富人浇、富人欢乐穷人糟。”
丈青制度更是极不合理。它是套在河套农民头上的一个很沉重的枷锁，是穷人的一大灾难。那时候一切军粮、田赋、水租、税捐及其他一切摊派，都以丈青草册为依据。每当一年一度的夏季丈青时，乡公所领上一伙人丈青，向农民所种的土地丈量一绳，就决定了他们一年的命运。
丈青组织的负责人和丈量人员都由大户选派，记草册的记财员也都是也都是由大户财房先生担任。在大户的指使下，种的多、丈的少。一般情况下种十几顷，丈上4、5顷。丈青人员走到哪里都受到好酒好肉招待，不仅吃上好的，临走还得拿上硬的（受贿有银元）。这就丈多报少、丈长报短。记草册的记账员又偷改草册，上等庄稼改成次等庄稼。上下通情作弊。大户便宜，小户受害。中小农户一没门路二没钱，就得1亩丈1亩。一年下来所有负担全都落在中心农户的身上。秋收上场所有粮食，全给交了官粮地租还不够。过去有一段民谚说：“场上才打完，地租军粮要了个干；辛辛苦苦种一年，忍饥挨饿不知命丧哪一天”！这是过去河套丈青暴政带人民的灾难。
1945年夏天，晏江县和利乡（同义隆）双家泉子勘丈青苗时，对大地主吕万富没给他留情，将他种的青苗依实勘丈，触恼了该户，他便阻止了清丈，使全乡丈青工作陷于停顿。可见那时丈青制度，富人一则以钱利诱、一则以势威逼。对丈青人中员恩威并施，丈青时便可大占便宜。过去河套知名的大地主有王尔愚、刘文、白三、张威、李干臣、贾八宝、武仲喜等人，他们占有几百顷土地，丈地时占不到便宜那是不行的。因此地主老财种的多丈的少、出粮少，这是他们的生财致富之道。象滚雪球一样，越种越多，越滚越富。所有负担全落在穷人身上。辛苦一年打完场、粮送光。在各种摊派刻不容缓的情况下，饱受鞭打整治。逼得无耐只好逃跑躲难。跑不了的就被封门拆房，在数九寒天驱逐村外，不知死活。如××县××乡乡长把欠粮户在数九寒天剥去衣裳关进碾房里，并把欠粮户的锅灶捣毁，逼得农民走投无路，冒死联名去陕坝告了状，傅作义为了平息民愤，把那个乡长送到军警督察处禁闭了几天，又派到另一县当了乡长。有一个县长在1943年征粮时，把许多欠粮户送进县政府，对欠粮户说：“张寡妇、李寡妇，今年的军粮短不住，趁早快交、快交，莫迟误”。又能征粮在会上辱骂贫苦百姓欠粮户：“种瓜种菜，不是好人的后代，种瓜拢葱不是好人的子孙”。穷苦百姓辛苦种地，不如畜牲，象犯下罪行一般，竟遭受到堂堂国民党县长恶言秽语的辱骂。
河套人民在国民党统治期间，人民的处境一天不如一天。过着“糠菜窝窝半年粮，逢年过节泪汪汪”的悲惨生活；住的是“一门一窗，地下放个半截水缸，人起炕光”，穿的是“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满身虱子烂皮袄，白天穿、黑夜盖，虱子乱窜找不到”。农村贫寒人家：“十几岁的姑娘裸体无穿戴，70岁的老人光脊背”。“17、18岁的姑娘没裤子，来了客人下不了炕”的非人生活。这种现象虽不是家家如此，却已是很普遍的情况，现在活着的“花甲”开外的老人，对此都有亲有体会。
编 后 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河套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从此站起来了，受压迫，受剥削，饥寒交迫穷困苦难的黑暗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三十多年的勤劳建设，现在的河套已经远远不是过去的河套了，山河壮丽，百业兴旺，工农牧业生产大幅度的发展，劳动生产效率和生产水平迅猛上升，人民生活得到了显著提高，白米白面，猪羊牛肉，已成为家家户户日常生活的普遍食品，三结构的新房如雨后春笋一座座在农村建起，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日趋普及，大汽车、小四轮、拖拉机，遍及全套农村，人民的衣食住行大大得到改善，农村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五原县城楼房林立，街道宽阔平坦，柏油马路贯通全城，人口猛增，全县人口由解放初期七万多发展为23万多人，县城人口由7000多人发展到30000多人。电视机已成为城镇居民必备的文化生活用品，各式各样的大小汽车，日夜不停地在街道上驰骋。整个五原面貌一新，旧社会的情景已无影无踪，我们的炎黄子孙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幸福之中，然而时代告诫我们：绝不应忘记过去的苦难生活，更不要忘记我们前辈，是怎样流血牺牲，换来了今天祖国的繁荣。抚今思昔，为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奉献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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